新中国给了我什么

时间:2019-07-10 10:49:51编辑:神小编

  【我和我的祖国41】

  作者:田连元(评书表演艺术家)

  我8岁那年,在天津南郊咸水沽镇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。

  按说,一个八岁的孩子对一个国家新政权的建立不会产生什么认识和思考,但那时发生的一件事却使我永生难忘。

  1948年,我父亲带全家到咸水沽镇说书演出,当地一个地痞叫王六儿,听书不给钱还张口骂人。父亲深知,旧社会闯荡江湖的说书艺人是社会底层的弱者,无力反抗流氓、地痞的欺辱,于是找到了善于“打和”的“范爷”,经一番说和,父亲出钱在饭店里请了一桌,才算平息了这场事端。听书不给钱还骂人,封台、捣乱,最后还得请他吃饭,这件事使我们全家人心中都挽起个疙瘩,难以解开。

  转眼到了1949年,天津解放了。十月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当年冬天,津南咸水沽进驻了“土改工作队”。街道主任安排在我家外间的闲屋住了四个工作队员,他们都是穿着灰布棉衣的共产党干部。自从他们一住进来,就天天帮我家挑水、扫院子,他们经常开会很晚才回来,但我们一点也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。爸爸说:“这共产党的官,哪朝哪代的官都比不了。”

  没过多久,在李家书场召开了一个“坦白大会”,公审地痞流氓王六的罪行。当时书场里座无虚席,立无寸地,全镇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揭发王六的恶行,其中也有人揭发了他听书不给钱还讹顿饭吃的事情……他就是这个镇子的公害。最后,工作组宣布定他为坏分子,劳动改造,定期汇报,天天要拿着扫帚扫大街,收拾垃圾……很多群众说:“这就叫,当报不报,时候没到,共产党一到,坏蛋全得报!”

  我全家人的心结终于解开了,这个国家还是讲公理的,这个政党是让老百姓顺心的。

  新中国给我一个对中国共产党的全新认识。

  父亲的一生中经常好说两句话,一句是“下苦功,长能耐,就能吃香的,喝辣的”,另一句是“要想人前显贵,就得背地里受罪”。这是江湖艺人的最高奋斗目标。然而,我在20岁就参加了文化主管部门属下的专业文艺团体“本溪市曲艺团”,成了革命队伍中的文艺工作者。领导经常要我们学习毛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,明确我们的任务是为社会主义服务,为工农兵服务,再不是为了“显贵”,为了“吃喝”而工作。这是一个世界观和思想认识的提高,文艺应该为人民,而不是为自己。

  因而我们团经常下乡、下厂矿、下部队演出,在这些日常的工作中往往会有你想不到的事情。

  1962年,我带一个演出队下乡到本溪下马塘公社为农民演出。下了火车,我们从公社一个大队一个大队地往山沟里演,演到尽头叫“施家大队”。演完之后,我问公社的文教助理:“全公社的农民朋友都看了演出了吧?”助理说:“基本都看了,还有一户在紧沟里从来没看过文艺节目。”我说:“怎么可能,他家没有收音机吗?”助理说:“没有,沟里根本没有电,他家现在还点油灯。”我惊愕,忙问:“那家几口人?”助理答:“就一个老太太,原来是四口,老两口一儿一女,后来,女儿嫁出去了,儿子当兵了,她老伴死了,我们劝她搬出来住,她说什么也不出来,说在这住惯了,不愿意离开,并说要和她死去的老伴做伴儿,她老伴就埋在她家房后头。按说,她还是军属呢。我们照顾她,她不出来呀。”

  我决定要为这位没看过文艺节目的老太太说段评书,于是,在文教助理的带领下又走了十五里路到了她的家。山坳里,小溪旁,独门院,茅草房。老太太是个性格开朗、能说会道的人,公社助理向她说明来意,老太太只是点头,接着我便给她说了一段“隋唐演义”里的评书片段《程咬金卖耙子》。40分钟的时间,我说得很认真,她听得很专注,时而发出了笑声,给一个观众演出,这是头一回。听完之后,老太太问我:“你说的那个人,后来咋的啦?”我说:“那就等下次来时,再给您说。”于是我们告辞,老太太送到院门外,脸上的笑容包含着感激和感谢。我与文教助理走出老远,回头看时,那老太太还站在院门外,望着我们。助理说:“老太太这是感谢呀!”我说:“应该感谢她,感谢她认真地听了我一段书,她会记一辈子,我也会记一辈子的。”

  多年来为解放军演出是习以为常的事,逢年过节下部队、进营房,去师部、军部,搞军民联欢已记不得有多少次了,但中国文联万里采风去新疆红其拉甫口岸慰问中巴边界边防部队,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  我曾上过华山最高峰,峰碑上刻的字是2650米,这里是5300米,恰是两个华山叠一块的高度。此处的几位战士,入伍当兵就到了这里,丛山为伴,寂寞陪同。我想给他们说个小段,以示慰问。而此时的陪同者凑到我的耳边轻声说:“车上文联的两个女同志吐得很厉害,咱们得快点走。”

  我于是把演小段改成了和战士们合影照相,然后下车往回走。我们在刻有彩色国徽的中巴边界的界碑前合影留念。我忽然想到,这个“国徽”恐怕是镌刻在地球最高处的国徽。我所站的地方可能是国土最高处的国界,俯观万里山河,苍茫大地,油然产生一句:“祖国,你真伟大!”

  为工人演出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,到炼钢炉前,到煤矿工人的坑口,为工人们演出已记不得有多少次,记得最深刻的,是20世纪初和中国文联采风团到徐州矿务局采风,为了体验生活,我与几个画家、诗人、音乐家还有常宝华先生一起坐电梯下到1200米深的井下巷道,我在本溪曾经下过井下参观,但几位画家、诗人,包括常宝华先生在内他们都是头一次到井下,对井下巷道的环境既新奇又陌生。原来是安排大家坐地下通勤车的,不知是哪位随意问了一句:“工人同志们他们怎么走?”陪同者说:“他们多数不坐车就走着走。”于是有人说:“向工人同志们学习,我们也走着走。”于是我们便和工人一样亦走着走,走了好长时间,大家都有点累了,有人问了一句:“快到了吧?”“快了,走了一半啦!”此时常宝华先生说:“看这个距离呀,能赶上公主坟走到天安门啦!”大家都笑了,我们终于走到了工人们干活的地方——“采煤掌子面”。采煤工人每人手持电风镐,在机器轰鸣中,在头盔上的矿灯映照下,把壁上的煤层一片一片地剥落下来,工人们的面部被煤的灰尘掩盖着,看不出每个人的真面目。这就是一线采煤工人,他们在黑暗中拼搏流汗,送给人们的是光明、热能和动力。

  由于我们到此参观,采区的工人们暂时休息了一会儿,借此机会我给一线采煤工人说了一段评书,常宝华先生也说了段单口相声。这种演出,我觉得比任何大剧场、体育馆、电视台、电台演出都有意义,因为它更真实,更直接,更贴近、更受感动。

  新中国给了我为工农兵服务的场地,也给我提供了感受和思考的学习体会。

  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,随着新中国年轮滚动、发展变化,我自己也有了变化,我由少年变成老年,由学艺者变为从艺者,几十年来,回首以往,亦莫有些许成绩,比如在几次全国曲艺比赛中,我得了一等奖;1991年我获得了文化部和人事部联合授予的“首届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”奖;首开了《电视评书》栏目,2019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我撰写的《评书,表演艺术》全国高等院校曲艺本科教材。缘于此,我被评为“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代表性传承人”,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。这一切说明,新中国给了我很高的奖励,也是很大的鼓励,这是催促我前进的动力。

  由于我是说书人,翻看很多史书和史料,我为我国的悠久历史、博大精深、英雄辈出、智慧宏远而感到骄傲。

  中国历史上有350多个皇帝,他们有的寿长,有的命短,有的创建了开明盛世,使社会前进;有的昏庸无道,又使社会后退。但到了近代鸦片战争之后,中国蒙受了历史上空前的屈辱,是清王朝的腐败无能造成的。国家的衰亡,导致了智者的奋起。是中国共产党打出了一片新天地,建立起一个新国家。今天的共和国不同于历史上任何的改朝换代,历史上的朝代,是新皇帝替代旧皇帝,新中国是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。

  管子说:“政之所行,在顺民心”,正因为我们有顺民心的政策,才换来我们今天的科技发达,自主创新,经济发展,人民乐业,令世界仰视,引国际看重。这就是新中国给我的一种信念——中国必强!中华民族必兴!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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